余姚音乐殿堂木地板（音乐殿堂官网）
维也纳的金色大厅简历
金色大厅 金色大厅余姚音乐殿堂木地板，全称为维也纳音乐协会金色大厅（德语：“Groszlig;er Saal”或“Goldenr Saal Wiener Musikvereins”），是世界上著名的音乐厅之一。金色大厅并非一座独立的建筑，而是音乐之友协会大楼的一部分，该建筑物中有多个音乐厅，除金色大厅外，还包括勃拉姆斯厅和莫扎特厅等演出大厅，以及办公室。金色大厅是维也纳音乐生活的支点，也是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常年演出场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按照传统都会在这里举行，每年随着新年音乐会通过电视转播将该大厅金碧辉煌的装饰和无与伦比的音响效果展现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该协会大楼由Th·汉森于1867年至1869年建造。
举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金色大厅”曾令全世界多少音乐爱好者神往，也正是“金色大厅”孕育余姚音乐殿堂木地板了维也纳爱乐之声。说起来，这座大厅也有一百几十年的历史了。它落成于1870年，正式的名称应该叫作音乐协会大厅，由建筑大师奥菲尔·汉森设计。
大厅内共有1654个座位和大约300个站位，金碧辉煌的建筑风格和华丽璀璨的音响效果使其无愧于金色的美称。自大厅落成那天起，维也纳爱乐乐团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在每年的新年音乐会的电视转播中，全世界的爱乐者都可以在聆听音乐的同时一睹“金色大厅”的风采。
与阿姆斯特丹的音乐大会堂和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相比，这个“长方形鞋盒”的确是狭长了些。然而它的声音流动性特别好。在这里，弦乐器与木管乐器、木管乐器与铜管乐器的平衡达到了巧妙无比的境界。也正因如此，每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才带给全世界音乐爱好者难以忘怀的视听享受。
维也纳的专家们在协会大厦建成125周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金色大厅”的屋顶为平顶镶板，两侧有楼厅和音乐女神的雕像。这些具有美学意义的装饰物使原本直接撞击到墙壁上的乐音有延长和舒缓的作用。“金色大厅”的木质地板和墙壁就像是小提琴的共鸣箱一样，使乐队演奏的声音在厅内振动和回旋，余音袅袅。“金色大厅”的确是独一无二，称得上是世界上音响效果最出色的音乐厅。
“金色大厅”在新年这一天总是花团锦簇，充满着春的气息。这些鲜花都来自意大利的“阳光之城”圣雷莫，是意大利人民送给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最好的贺礼。维也纳的园艺师们，包括各界的退休人员，都前来参加会场的布置工作。每一年主题花束的品种和色调都有所不同，因此在卫星电视转播时，细心的电视同行们总是询问一下花的颜色，避免在设计电视字幕时叠加上相同颜色的标题，影响观众的收视效果。
金色大厅也见证了中国民乐走向世界的历程。自1998年中国民乐乐团第一次在此演出并引起巨大反响，受到热烈欢迎，中国民乐已经开始在世界广泛传播，成为西方上层社会素质和品位的表现。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蜚声世界，1993年新年音乐会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电视卫星收看实况广播，收看人数达10亿以上。厅内有收藏馆，馆分两室。一间是展览，定期举行收藏品展览，供人参观。一间是档案室，一边的书架上放满大量历代手写的、木刻的、铅印的音乐书籍和乐谱余姚音乐殿堂木地板；另一边是一排铁箱，藏有音乐大师的乐稿、书信和其他手迹，其中有莫扎特的乐稿：《最后一个交响曲》、舒伯特的手稿：《未完成交响曲》等。屋子中间是一长排桌子，供研究者查阅资料之用。档案室原为勃拉姆斯的办公室，他临终前一再嘱咐，要把他珍藏的几千册音乐书籍和乐谱全部捐献给档案室。
每场交响乐演出末尾的保留曲目是史特劳斯的《拉德斯基进行曲》
关于演出：
中国今年来有多位艺术家到金色大厅演出，如宋祖英，谭晶，廖昌永，王宏伟，王莹等
各地的艺术团也纷纷到音乐殿堂一展风采，展示了东方文化的动人魅力。
早在( )万年前,我国开始步入原始农耕时代
早在7000千年前,我国开始步入原始农耕时代。
河姆渡遗址（Hemudu 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3年开始发掘，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位于距宁波市区约20公里的余姚市河姆渡镇，面积约4万平方米，在余姚，甚至全国都有盛誉。因此，河姆渡遗址成为了当地小学春游（秋游）的首选景点。
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下游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距今已有7000年的悠久历史。因在1973年首先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其文化特征在考古学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遂于1976年命名为“河姆渡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南抵象山港，包括舟山群岛在内的浙东沿海地区。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灿烂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1973年11月至1974年1月，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为配合农田水利建设工程需要，对河姆渡遗址进行了第一期考古发掘，取得了突破性的发现。1977年10月，考古学家们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两次共揭开遗址面积2630平方米，发现墓葬27座，灰坑28个，出土石器、陶器、木器、骨器等各类文物6300余件，其中有不少是历来罕见的珍品，丰富了河姆渡文化的内涵，引起了全国考古界、史学界的重视。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把这一发现称为建国以来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重大成果，并指出河姆渡文化发现的意义在于“表示长江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早期的重要性，这里当时已有相当发达的文化。”著名人类学和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使人耳目一新，过去谁会想到远在距今7000——5000年前，长江下游会存在着如此灿烂的文化呢！”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使长江下游地区史前考古学跨上了新台阶，改变了过去人们的认识，以事实纠正了以往认为江南前文化发展较晚的观点。正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说：“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的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面扩展，其它地区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它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历史上，黄河流域曾起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余姚音乐殿堂木地板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
河姆渡遗址堆积层厚度约4米左右，自上而下共分8个层次并相互叠压。除表土层和冲积层外，从第一至第四层都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据测定，第一期文化遗存的绝对年代距今约7000—6500年。这是河姆渡四期文化遗存中保存情况最好的一期。无论是建筑遗迹或者是石、骨（角）、木、陶器，特别是骨（角）木器的大量发现，为其余姚音乐殿堂木地板他任何一期所无法比拟的。可以想象，古代先民选择了这块面临沼泽、背靠四明山的地方作为自己的聚落点，在这里建起了抬高居住面的架干栏式长条形房屋，过着定居生活，从事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活动，兼及采集和渔猎。他们在这里居住了几百年，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存。居住区内除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木构建筑遗迹外，还发现在很多灰坑中埋藏着许多野果核和动物骨骼，同时还发现了饲养家畜的圈栏。
在第一期文化遗存中，干栏式木构建筑遗迹最为丰富。从一行行排列有序的桩木来看，考古学家推测当时的建筑形式为埋桩架板、抬高地面的干栏式长屋。前后两次发掘，共出土木构件总数在数千件以上，主要有长圆木、桩木和木板等。在这第一次发掘时，发了13行排列有序的桩木，根据桩木的不同走向分析，这里原来可能有3栋以上的建筑。其中有面宽23米、进深7米、带1.3米宽前廊的长屋，而第二次发掘时发现的4排桩木与该长屋可能连接起来，这样，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长屋可达百米面宽，估计屋内分间，若以20米为间隔，这座长屋至少拥有50间房屋。据打入地下的成排桩木分析，这是当时的建筑基础，它高出地面80——100厘米，说明居住面是悬空的。出土的厚木板为地板，地板与桩木之间有木梁为支架。在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苇席残片，可能是和用于屋顶或是铺在地板上的垫席。
出土的数十种带榫卯的建筑构件，反映了榫卯技术有当时已普遍应用。
除房屋建筑遗迹外，还发现了小木柱围成的4个圆形栅栏圈，可能是畜圈。此外，还发现灰坑5个，作圆形或椭圆形，坑内放有麻栎果和菱角等植物果实，有的存放陶豆等器物。
考古学家们在第一期地层及房屋内外、灰坑等遗迹中，发现了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以及其他遗物，这些遗物为我们研究距今7000——6500年前河姆渡先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当时，用于农业和日常生产活动的工具有石斧、石锛、石凿、骨凿、骨哨、角锄、木器柄、木铲、木杵等，用于狩猎、渔业的工具有骨镞，骨鱼镖、石球，而用于纺织、缝纫的工具有陶纺轮、石纺轮、木卷布棍、木织刀、骨机刀、分经棒、骨针、管状针、骨锥等，这些工具的发现，充分说明了河姆渡入已具有相当熟练的运用生产工具的能力。
出土的石器普遍较小，磨制不精，尚留有打凿和琢制痕迹，刃部精磨，通体磨光者甚少，多采用硬度较高、韧性较强的燧石制作。
骨器是保存最丰富的一类生产工具，比较突出的有骨镞、骨凿、骨锥、骨针、骨哨、骨管状针等，尤以骨哨和骨管状针最具特色。大批骨器的发现，反映了河姆渡时期的农业生产已进入农耕阶段，已有了比较发达的水田农业。
木质工具有木铲、木斧柄、木锛柄、木矛、木桨、木杵、木机刀、木卷布棍、木经轴、木纺轮、圆木棒、木匕等。如此之多的木质工具的发现，在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十分罕见的，它证明了在距今7000年前后，木质工具已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
考古学家们对出土的大量动物遗骨进行鉴定，发现了包括鸟类、鱼类、爬行类和哺乳类动物数十种，其中有家养的猪、狗和水牛骨骼，这说明河姆渡人已学会了饲养家畜。
在河姆渡第二期文化层中，发现了13座墓葬和11个灰坑，还有陶灶和陶豆，最引人注目的是木胎漆碗，这些都是新出现的器种。建筑遗迹破坏较甚，很难了解其全貌，但发现不少有价值的木质垫板，发现时都在木柱下端，应是后世柱础之雏形。
在第二期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不少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其制作方法比第一期有明显的进步，表现在器形较前规整，有明显的转折轮廓线，打制和修琢的痕迹明显减少，磨制技术得到普遍的应用，但器形较简单，主要有斧、锛和凿等。
在木器生活用具中，出现了新创造的品种——漆碗，由整块硬木料剜挖而成。全器作椭圆形，外壁加工成瓜棱形，器表施一层薄薄的朱红色涂料，微有光泽。
第三期文化遗存是河姆渡遗址地堆积层中最薄的一层，发现的遗迹、遗物较少，但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一期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口水井，它由200余根桩木、长圆木等组成，分内外两部分。外围是一圈圆形栅栏桩残段，直径约6米，推测是当时井亭的支护结构。内圈有一圆形浅坑，深不足1米，在坑底中央有一方坑（井），边长约2米，壁四周密布排桩或半圆桩，并加水平方框支护。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水井实例之一。水井的发明只有在定居生活开始才成为可能，它证明了河姆渡时期的人已开始讲究饮水卫生。
以河姆渡遗址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个遗址里，发现了一大批具有相当发达文化标志、建筑水平很高的干栏式木构建筑和方形木构水井遗迹、水田农业种植的籼稻和粳稻遗存、原始纺织机构件、植物维编织物、木胎漆器、象牙雕刻制品等为代表的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实物资料和具有较高水平的原始艺术瑰宝。除此之外，还发现了60多种动物遗骸和多种植物果实。所有这一切，生动地反映了河姆渡人高超的技艺，是河姆渡先民智慧的象征，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光辉篇章。它的发现，以生动而丰富的实物资料证明，灿烂而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由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古代先民共同创造的，黄河、长江同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摇篮。长江下游的宁绍地区先民，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沃土上，它以自己独立的发展演变过程，创造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河姆渡文化圈。
农业
河姆渡第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饲养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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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河姆渡遗址的特征是什么？
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 。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河姆渡遗址发掘发现的文物遗存具有数量巨大、种类丰富的特点，为研究距今七八千年前氏族公社繁荣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材料。如两次发掘出土的陶片达40万片之多，用同样的发掘面积作比较，是其它新石器时代遗址所不及。又如出土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绕纱棒、分径木、经轴、机刀、梭形器、骨针近10种，根据这些部件，可以复原当时的织机，其它的遗址就没有这么具体。它的文化特色主要还在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 （1）耜耕农业：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最厚处达80厘米。稻谷出土时色泽金黄、颖脉清晰、芒刺挺直，经专家鉴定属栽培水稻的原始粳、籼混合种，以籼稻为主（占60%以上）。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主要是骨耜，有170件，其中2件骨耜柄部还留着残木柄和捆绑的藤条。骨耜的功能类似后世的铲，是翻土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当时的稻田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面和东面，面积约6公顷，最高总产为18.1吨。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而且起源地不会只有1个的多元观点，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农业起源的研究领域。河姆渡遗址人工栽培稻谷的发现说明农业不是哪个圣人发明的，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结果，从而有利人们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和群众观念。 （2）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两次发掘范围内发现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特别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面积最大，数量最多，远远望去，密密麻麻，蔚为壮观。建筑专家根据桩木排列、走向推算，第四文化层时至少有6幢建筑，其中有幢建筑长23米以上，进深6.4米，檐下还有1.3米宽的走廊。这种长屋里面可能分隔成若干小房间，供一个大家庭住宿。清理出来的构件主要有木桩、地板、柱、梁、枋等，有些构件上带有榫头和卯口，约有几百件，说明当时建房时垂直相交的接点较多地采用了榫卯技术。河姆渡遗址的建筑是以大小木桩为基础，其上架设大小梁，铺上地板，做成高于地面的基座，然后立柱架梁、构建人字坡屋顶，完成屋架部分的建筑，最后用苇席或树皮做成围护设施。其中立柱的方法也可能从地面开始，通过与桩木绑扎的办法树立的。这种底下架空，带长廊的长屋建筑古人称为干栏式建筑，它适应南方地区潮湿多雨的地理环境，因此被后世所继承，今天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农村还可以见到此类建筑。建造庞大的干栏式建筑远比同时期黄河流域居民的半地穴式建筑要复杂，数量巨大的木材需要有专人策划，计算后进行分类加工，建筑时需要有人现场指挥，否则七高八低，弯弯曲曲的房子是不牢固的。建筑技术说明河姆渡人已具有现代人一样较高的智商。 （3）纺织、交通工具和髹漆技术的出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纺织工具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数量最多的是纺轮，有300多件，质地以陶为主，还有石质和木质，形状以扁圆形最常见，另有少量剖面呈梯形状。织的方面有经轴、分经木、绕纱棒、齿状器、机刀、梭形器等，纺织专家认为这是原始踞织机的部件。缝纫用的是骨针，有90多件，最小的骨针长仅9厘米，径大0.2厘米，针孔大0.1厘米，与今天大号钢针差不多。从出土的苇编和器物上精致的图案看，当时织品为经纬线数量相同的人字纹和菱纹。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桨共8支，系用原木制作，形似后世的木桨，只是形体略小一些。有桨一定有船，推测河姆渡人已划着独木舟在湖泊之中捕鱼采菱，也可能用于氏族间交流时的交通工具。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漆器有20多件，早期单纯用天然漆漆于木器表面，稍后在天然漆中掺和了红色矿物质，使器物色彩更加鲜亮，第三文化层中出土的木胎漆碗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4）发现以象牙雕刻为代表的原始艺术品：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原始艺术品可分为独立存在的纯艺术品和施刻于器表之上集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装饰艺术两大类，而以后一类数量居多，充分表现了河姆渡人的审美兴趣和文明程度。艺术品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该器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画面布局严谨，线条虚实结合，图画寓意深刻，有人说它象征太阳，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象征对生命、生*殖的崇拜。说明该器物具有强烈的宗教意义，原始先民已有复杂的精神生活。
